楚文化是我國周秦時期楚國及其周邊地區創造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稱,是華夏文明與蠻越文明有機融合的產物,有著顯著的多元性、地域性和延續性的特征。

楚國公族的先祖為華夏祝融氏,生活在今河南新鄭的“祝融之墟”。祝融八姓中的羋姓族人,自季連之后開始南遷,或在中原,或在蠻夷,鬻熊一脈則輾轉遷徙到了淅川丹陽。在商、周更迭之際,鬻熊在淅川安頓好族人之后,便到西岐做起了西伯昌的火師,勤勞王事,不懈夙夜,早卒。鬻熊的曾孫熊繹受周封子男之田五十里,奉周廷之命從淅川丹陽南遷至荊山之陽,亦稱荊山丹陽,與漢南荊棘叢中的南蠻為伍,篳路藍縷,倍嘗艱辛。

南蠻即古三苗,亦稱三蠻,是夏商南國社會的主體民族,遭致中原王朝數次討伐之后開始衰落,一部分繼續南遷,一部分與華夏移民、九黎移民融合,其遺裔散居于巴蜀、江漢、江淮、江南地區,稱巴蠻、揚越、濮人、鄾人、黎人、于越、東夷,統稱為楚蠻、荊蠻。不少部落呈分散離居狀態,依俗自治,多無君。

早期的荊楚文化即是三苗從南陽黃山文化、江浙河姆渡文化、松澤文化、良渚文化、巫山大溪文化、澧縣城頭山文化、含山凌家灘文化、京山屈家嶺文化、天門石家河文化、江西虎方文化、廣漢三星堆文化延續下來的楚蠻文化。如火燒水褥、耜耕鋤種、飯稻羹魚、喜玉尚赤、崇火拜日、重巫近鬼等。楚公族在荊山叢林中建國后,便開始將中原的平原淺耕、旱作粟黍、草原放牧、手工技藝及風土民情等華夏文化 ,與南國楚蠻土著的水褥稻作、漁獵采集、銅錫冶鑄文化及民風民俗相融合,逐漸形成了具有楚地特色的荊楚文化。

楚文化的發展進程可大體分為五個時期:1、公元前1040年至前770年,從楚族定居丹陽和鬻熊事周到楚武王熊通即位,為楚公族攜帶的中原文化與楚蠻文化的交融孕育時期。這段時間有點長,其活動范圍主要在今之淅川、南漳、保康、谷城、竹山、鄂州(含武漢)、九江、荊州、京山、枝江、當陽、澧縣一帶;2、公元前771年至前489年,從熊通即位到楚昭王去世,為楚文化的發展成熟時期。其活動范圍主要在宜城、隨州、南陽、商州、信陽、駐馬店、平頂山、漯河、許昌、周口、荊州、鐘祥、荊門、宜昌、巫山、奉節、岳陽、長沙、懷化、六安、巢湖、亳縣、宿遷等廣大地域;3、公元前490年至前313年,從楚惠王即位到楚懷王與齊國結盟,攻陷秦國的曲沃、於中地區,為楚文化的繁盛時期。其活動范圍以荊州紀南城為中心,向東西南北四處拓展;4、公元前312年至前210年,從楚對秦的丹陽、藍田之戰大敗到秦始皇病死沙丘,為楚文化衰退和堅守時期。其中的“退”,不是一味的退守,而是在堅守中求進,如荀子在蘭陵的文化建設,莊辛、春申君治理淮北及春申君經營江南等,均是在堅守中求進。特別是在楚國被秦滅國之后,故楚之地無論是楚舊貴族或是楚平民,均不滿于秦廷暴政和對楚的不公,堅守著“亡秦必楚”的信念,精神氣質猶在,國猶在;5、公元前209年至前202年,從陳勝、吳廣起義、楚懷王熊心稱帝到劉邦在定陶舉行登基大典,為楚文化復興光大時期。

楚文化一路走來,歷盡艱難曲折,最終成功地塑造出了千古流芳的大漢文化。

楚文化的成就之日,即是楚國勢力四處擴張之時。楚國兵鋒所至之處,給四周帶來刀光劍影的同時,也帶來了光風霽月。

如春秋時期,隨著楚軍的北進,楚人的行為風尚、楚聲樂舞、楚地用具器物、生產生活習慣,與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碰撞交融。這種交融不但改寫了先秦時期的政治格局,同時加快了楚文化與中原各民族文化的融合過程。

次如戰國時期,隨著楚軍的東進,楚文化從江漢流域拓展到了江淮和江南地區。江淮古老文明的沉淀、太湖吳越風情的獨特魅力,與江漢韻律的楚文化交相輝映,匯成長江文明的歷史文化長河。

再如隨著楚軍向嶺南和大西南延伸,不斷地融合號稱百越的東西甌越、苗蠻、僮蠻、西南夷等諸民族的優秀文化。由此形成了地域廣大,多元融合,內涵豐富,包羅萬象的楚文化,以致到了不分別其類型,便無從著手對其歷史資料和遺跡進行整理分析的地步。

如依此按照楚文化的地域標志來對其進行分類,可以將其分為楚豫文化、楚漢文化、楚商文化、楚巴文化、楚渝文化、楚魯文化、楚鄂文化、楚湘文化、楚皖文化、楚贛文化、楚吳文化、楚越文化、楚申文化、楚穗文化、楚桂文化、楚黔文化、楚滇文化等。其中“漢”指漢中,也指漢水;“商”指商於,即今商州之地;楚鄂文化也可以按習慣稱之為楚荊文化或荊楚文化,楚穗文化也可以按其習慣稱之為楚粵文化。

楚文化如屈騷文化,是歷朝歷代薪火相傳的優秀文化。它不像周文化那樣,因周廷分裂為東、西周兩個小國,以及王子朝攜周廷圖書、典籍、寶器奔楚而遭斷裂;也不像東周各諸侯國那樣,被秦滅國后,其文化一蹶不振乃至湮滅無聞。楚文化是從未斷流過的歷史文化長河。

楚文化的外在表現形式如各種文化成果,是由它的多元性、地域性、延續性的文化特征決定的;楚文化的內涵則是由其內在的精神氣質決定的。

楚文化的精神氣質是在楚國的社會環境和文化土壤中,經過漫長的修為和積淀,自然而然地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屬于內在的社會心理素質和行為趨向,是楚文化的血脈中就有的、自帶陽光和氣場的精神風尚和行為風格,是滋潤楚文化延續和發展的永不衰竭的精神動力。

精神氣質也是有著自己的結構和層次的。如勤勞、勇敢、正直、善良、好學、節儉、團結、合作、奉獻是精神氣質的結構;精神氣質的根、質、形則是其三個層次。楚文化的精神氣質隱身于楚文化的類型、結構和層次之中,它無處不在,又不顯山露水。概而言之,主要由下述五大要素構成。

一是自強。自強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它蘊含著自存、自立、自礪、自我實現,是一個從求生、自立到自信、自我磨礪、不斷自強的過程,是楚文化最顯著的精神氣質。楚國社會結構簡單,主要由兩大群體構成:下層為楚蠻民,是社會的主體結構;上層是楚公族成員,為社會的統治階層。這兩大階層相對于周王廷而言, 除參加過“牧誓”的庸、盧、彭、濮等方囯外,一沒有血緣關系,二沒有姻親關系,三沒有軍功,四沒有實力。其中離居的楚蠻民自不待言,為求生存無時無刻不在同惡劣的自然環境搏斗,時不時地還要遭受到先進民族的打壓;楚公族也好不到哪里去,僅靠“勤勞王事之事跡”上位后,被迫長期在南國山地叢林中艱辛創業,在敵對環境中艱難求存,“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的句子,在《左傳》中反復出現,可見其艱苦卓絕的程度。當年楚公族的封地,即現在的湖北南漳一帶,特別是在保康一帶,大都是崇山峻嶺,偏鄉僻壤,要想活下去,必須要篳路藍縷,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對此,《荊楚帝國》中有過生動的敘述。

與篳路藍縷相伴相生的是“三年不征,死不從禮”的硬性規定,也是由于楚封地的閉塞和貧瘠決定的。這條規定起自于楚公熊渠,光大于楚武王,說的是楚君如果貪圖安逸享受,到了三年還不出兵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間,其死后便不能葬入祖陵,表示祖先不認這個不肖子孫。與此相關的規定還有,楚王率師出征如果打了敗仗,看守都城大門的大閽有權拒絕其入城,讓其自行去戴罪立功。

這些慘烈舉措,在當時的列國中是極為罕見的。在面臨巨大生存壓力的環境中 ,如果楚人中存在著那怕是一丁點兒像羅素所說的后世國人那樣的三大缺點,即冷漠、膽怯和奴性,就會遭致全族毀滅的災難。只有不要性命,才能活出性命;只有“以人為寶”,才能擁有物華天寶;只有艱苦奮斗,才會有高臺廣宇的風光無限。

楚國歷史上這類自立、自礪、自強的感人事跡和人物太多了。如楚武王、楚文王父子前仆后繼,抱病出征,戰死疆場;楚靈王重用對自己揮戈相向的大夫穿封戌,尊重兩次折辱自己,使自己下不了臺的芋尹申無宇,特別是在其遭遇兵變險境時,寧愿餓死 ,也不愿外逃他國求生;令尹子文、令尹孫叔敖帶頭艱苦奮斗、刻苦自礪、毀家紓難、使楚國的面貌不斷煥新,使楚文化的內涵不斷豐富和發展。

二是忠貞。即忠誠和堅守氣節。忠貞必須要有目標指向。楚國的家、國有很大的同一性,愛國即是愛家。在一個地處蠻荒,危機四伏的環境中,相互拆臺的單打獨斗是不行的,只有團結協作,共同維護家國利益,大家伙才能共生共存,由此鍛造出了楚人的一種共同利益意識。這種共同利益意識有著天然的正義性,不僅楚公族具有這種共同利益意識,楚蠻民也具有這種共同利益意識。這種共同利益便是忠貞的目標指向。

楚國早期的目標指向是爭取生存空間,中長期的目標指向是稱霸諸侯,晚期反秦復楚的目標指向是推翻暴秦,建立一統天下的楚帝國。

共同利益意識需要與之相應的社會意識形態的引導和維護。意識形態是解決目標、方向和行為規范問題的,由于楚國早期的文化發展滯后,又以蠻夷自居,不與中國之號謚,其官方的意識形態直到楚莊王時期才逐步確立。因之其早期階段的文明程度與中原列國的文明程度有一定的落差,表現在國家政權的更迭上,中原列國在禮崩樂壞之后的謀逆事件才多起來,如三家分晉,以田代齊,三桓瓜分魯國地盤、讓魯公做空頭國君等。楚國在西周時期就有謀逆事件,如熊儀弒侄熊摯紅后自立為楚君;到春秋時期猶劇,如熊通弒侄奪位,熊惲弒兄熊艱奪位,熊商臣弒父熊惲上位,公子圍弒侄郟敖熊員上位,令尹斗越椒率若敖六卒反叛,蔡公熊棄疾發動兵變奪位,白公勝率部造反等。戰國之后這類事件便少之又少了。

春秋時期楚國的謀逆尤其是兵變事件,雖然使楚國蒙受了一定的國力損失,但也磨練了楚人堅貞不屈的品性,認識到再像這樣整下去,大家都得完蛋。隨著以儒學為主導、雜糅道、法、墨的意識形態在楚國的形成和不斷完善,忠誠、愛國的理念也不斷深入人心,風行大義為上,不求茍得,不為茍行,保持節操,使這片楚蠻之地成為了盛產忠貞之士的沃土。

荊山出美玉,石石皆堅貞。楚威王時的莫敖子華列舉了多位心憂社稷的楚國大夫,如令尹子文、令尹孫叔敖、葉公子高,以及沈尹戌、申包胥和蒙谷等,都是在楚國遭遇國難之時盡忠的忠臣。

忠貞之士不僅出在上層,還有大批為國分憂的楚民。在吳軍攻入郢都,楚昭王遷到隨國避難之時,郢都城內外的百姓自發地組成義軍,四處襲擊吳兵,嚇得吳王闔閭一晚換了五處住宿的地方;一些宮女們也組織起來,手持刀槍,守護王宮大門。有個叫屠羊說的小商販,一路護送楚昭王到隨國,幫其買羊宰羊改善伙食。

吳兵事平之后,上層如申包胥、蒙谷,下層如屠羊說等,視其所做的非常之事為應做之事,謝絕楚昭王高官厚祿的封賞,回到老家隱居或者重操屠羊舊業。

楚國最著名的忠貞之士當數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一生忠貞于楚國的復興事業,九死而不悔,成為昭示千秋萬代楚人的指路明燈。“楚人陳勝、吳廣、項羽、劉邦起義反抗暴秦,甘從鋒刃斃,莫奪堅貞志”。之后在歷代國難當頭時涌現出來的靖難義軍,如新莽時的綠林軍、新市軍、平林軍,東晉謝玄的北府兵和劉裕義軍,靖康之恥后的南宋抗金義軍,元末紅巾軍,清初江南抗清義軍和反清復明天地會,三元里人民平英團,清末太平天國義軍,推翻帝制的湖北新軍,都起自于故楚之地。土地革命中的南昌起義、秋收起義、黃麻起義、鄂豫皖、湘鄂贛、湘鄂西,也在故楚之地。周文雍、陳鐵軍刑場上的婚禮,惲代英高歌一曲“留得豪情作楚囚”,“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絕命詩,都是彪炳千秋的壯美華章。

“當年忠貞為國籌,何曾怕斷頭。”這是楚文化的精神氣質,也是楚人的血性。

三是寬容。即指包容大度。語出《漢書·五行志下》:“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圣位。”楚國不僅上位者倡導寬容,平民黎庶也有寬容即團結、合作的氣度。楚人沒有意識形態偏見,其統治思想是以儒為主、以道、法、墨為補充的綜合形態。周朝和中原諸侯都把蠻夷當做異類,用“攘”的辦法來解決民族矛盾,以致矛盾不可調和。如秦征百越時遭致激烈反抗,幾萬秦軍喪生,國尉屠岸賈也死于亂箭之下;楚則將蠻夷視作自己的臣民,在其“奄征南海”時,用“撫”的辦法進行感化,沒有發生過大的流血事件。

在列國兼并與爭霸的時代,楚滅國最多,但除刀光劍影之外,還有光風霽月。對那些被滅的部族和國家,不是像秦國的拔郢和活埋趙卒那樣,動輒屠城,趕盡殺絕,而是安其民,移其公族,保留其宗廟街社稷,使其較快地融入楚國的大家庭之中。

楚國的文化也是包容的文化,不僅吸收周朝禮制和各諸侯國的先進文化,還收羅異域文化。從有關楚國的文獻記載和出土文物、簡帛中,可以發現來自古埃及、印度、巴比倫、西亞、西伯利亞和環太平洋地區的多種文化遺物,如荊州、長沙、隨州、洛陽、廣州楚墓中出土的蜻蜓眼式的玻璃珠及其他諸多琉璃制品等。正是由于這種兼收并蓄,培養了楚人超越時代、直趨現代人的審美情趣,如喜歡筑高臺、著奇服、好細腰、戴切云冠、建地下樂池等。

楚人的傳統理念是吸納別人的文化成果,化為鞭策自己的動力,而不是去用毀掉別人的辦法來突出自己,既要讓自己過得好,也要讓別人活下去。歷任楚君大都能虛心納諫,啟用賢良,以寬容大度的姿態對待臣下,對待他人,對待萬物。這樣的例子俯拾皆是。如楚武王任用鄀俘觀丁父為軍率,楚文王任用申俘彭仲爽為令尹,楚莊王“折纓飲宴”,楚共王自稱“不德”,楚昭王不負大臣,楚惠王活吞水蛭等。因之造成了楚地人才輩出的社會環境。

四是創造。創造包含創新,但不等同于創新。創造來自于人們進行的每一項實際工作,每一項勞動都是創造性的勞動。楚人做事注重實效,空對空的“創新”容易陷入空談,容易讓人擺空架子,甚至弄虛作假。所謂的“敢為人先”,也是實際工作中的創造,在創造中出類拔萃,而不是一心想出人頭地的二愣子。

創造來自社會需要的激發和有保障的社會環境,不只是砸錢的創造;在創造精神支配下的創造才有著長久的創造動力,把各項工作做到極致就是創造。

楚國是創造新事物的沃土,如第一支毛筆出自楚國;最先進的青銅冶鑄技術出自楚國;最早的鐵器出自楚國;最美麗的漆器出自楚國;最美妙的絲綢刺繡出自楚國;最早的金幣銀幣出自楚國;最早的愛國主義詩人和楚騷出自楚國;最深邃的老莊哲學和最世俗的許行農學出自楚國;最早的戲劇表演藝術家優孟出自楚國;最高超的神射手熊渠、養由基出自楚國;春秋最高的章華臺和最大的郢都紀南城出自楚國。楚國的音樂、書法、繪畫、雕塑藝術超凡脫俗;楚國的編鐘樂舞水平高妙;楚國的紡織品出產豐富,各階層的服飾獨具一格;楚人在天文、輿地、歷法、歲星紀年、觀相授時、算學等方面,都有其獨特的貢獻。還有中華第一稻,中華第一粽,美味的臘魚、臘肉、皮蛋的制作方法,均出自于楚國。楚國最早設立縣制,將其列為一級行政區劃,改良了先秦時期的貴族分封體制,進而引發了與此相關聯的軍事、土地、賦稅等制度的改革。

五是擔當。即勇于承擔任務,擔負責任,在遇險時不惜以身殉國。屈原在其楚辭《國殤》中,對楚國戰士的英勇獻身精神進行了高度的贊揚:“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

楚國將士勇于流血犧牲,楚國的領兵主帥除英勇奮戰外,還要保證戰爭的勝利。如果不幸打了敗仗,便要對戰敗的后果負責,以自殺謝罪,絕不茍且偷生。楚武王之子、莫敖屈瑕征伐羅國失敗,自縊身亡;楚晉城濮之戰中,楚國的申息將士蒙受較大損失,令尹子玉自殺謝罪;楚晉鄢陵之戰中,司馬子反酒醉誤事,楚共王表示免其死罪,但他還是引咎自盡;楚康王時的令尹子囊被吳軍打敗,于退軍途中自盡,自盡前還不忘國事,囑咐手下奏報楚康王,一定要修筑好郢都的城墻。

楚人的這種勇于擔當的精神氣質,千百年來在楚地流傳不息,至今仍能隨處聽到諸多楚地鄉民脫口而出的口頭禪:“好漢做事好漢當”,“大路不平旁人踩”,“怎么?你還不服周”,“老子不信這個邪”,“你就是紅頭發,老子也要狄(扯)一根下來”,“老子不是嚇大的”,“大不了一死”,“要死也是屌朝天”……這些上不了書的民諺俚語,最能真實地反映當年楚人的世情民性。

楚人的先祖祝融是火神,心血來潮時愛四方云游看望自己的后世子孫,見面禮便是挾風帶火。楚地兒女對這些“帶火”的大禮包司空見慣,如同當年見慣了戰火一樣,火光就是命令,偏遠之處看不見火光的,鳴鑼之聲就是命令,聞令必上。不僅男將,女將也一樣,挑起自家的水桶,奮不顧身地沖入火海滅火、救人、搶救家具器物,自家水桶損壞、身體受傷均不在話下,英雄主義體現得淋漓盡致。

楚文化的“自強、忠貞、寬容、創造、擔當”的精神氣質,塑造了楚人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忠貞為國的政治品格,寬容大度的處世態度,創造幸福的美好愿景,勇于擔當的君子氣概。

精神氣質與國運相連,國家的敗落首先是精神氣質的敗落。楚平王悖逆人倫,與外敵和內奸勾結發動兵變,殺害自己的三位兄長奪位,強娶自己的兒媳孟嬴為后,追殺自己的長子太子建,殺害伍子胥父兄,為淵逐魚;楚懷王昏聵亂政,寵信南后、子蘭和上官等艾蕭小人,貶斥屈原和莊辛等一眾忠臣,大搞機會主義,屢中敵之圈套,屢次三番大敗于秦。凡此種種,都是楚國精神氣質敗落的重要表現,為楚國的兩次滅國大難埋下了禍根。楚國此后仍能在大難中崛起,仍能在亡國之后復國,直至取得最終的勝利,也在于楚文化的精神氣質沒有亡。精神在,國猶在,遲早會有復興的那一天。

學習楚文化,關鍵是要學習、涵養楚文化的精神氣質。有了這種精神氣質,頂天立地,氣壯山河,做什么事情都有底氣;沒有這種精神氣質,金玉其外 ,敗絮其中,喊什么都是空的、假的。

楚文化的精神氣質與大漢文化一脈相承,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北京大學考古學前輩嚴文明先生提出中華文明的“海棠花理論”,筆者是贊成的,只是應該將其以中原為中心,改為以黃河、長江流向的“兩河流域”為中心,往四周發散,再輔之以“龍鳳呈祥理論”,龍中有鳳,鳳中有龍,各自成長,相互滲透,相向而行,多元一體。以此為根系的中華文明,循序漸進地向前發展,像四季海棠花那樣常開不敗,一直到地老天荒!

作者介紹

嚴家明,字明公,筆名斯藍,畢業于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研究員、三級教授,主要著作《社會機制論》《布谷鳴嚶》《江漢來風》《荊楚帝國》

嚴文珺,女,湖北武漢人,中共黨員,武漢大學行政管理專業畢業,從事社會行政工作,主要著作《左嶺區域志》《荊楚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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